1912年，杜尚25岁，正是求名欲高涨的年纪，他的《下楼的裸女》被当时最新锐的独立沙龙拒绝。并不是这件作品水准够，它在1913年美国的军械库画展引起了轰动，使杜尚成为美国人眼里重要的欧洲现代艺术家。而是因为沙发的负责人认为这件作品冒犯了他们划定的范围。杜尚当下想到的是：立体主义不过才流行了两三年，他们已经有了清楚明确的界限了，已经可以预计该做什么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这件事使我冷静了，我对于这些曾认为是自由艺术家们行为的反应的，我离开了他们去找了个工作，成为巴黎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
1927年，杜尚创作他的《大玻璃》进入了第八个年头，但是他并不在乎它，“我并不需要它成为内心生活的一种表达——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在上面的原因。可惜，渐渐地我失去了制作它的热情，它不再使我有兴趣，不能再使我在意。所以我不想做了，就停了，但并不是突然决定的，我甚至想都没想，我就这么着了。”他成了国际象棋选手，曾代表法国出赛。
关于杜尚的作品，他是如何一次一次打击庸才的，这里显然不够空间详谈，只说他最后要的作品吧：他所渡过的时光。他本人也说过：如果你愿意那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的：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也不可想。他知道什么东西能败坏这件最重要的作品，美国画商诺德在1916年看过《下楼的裸女》后，打算每年给杜尚一万美元，包下他在一年中做的所有东西。但是杜尚说：不。“我本来可以很方便地得到一万美元的，但是，不能，我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怎么躲开这危险。”
不仅不让金钱契约烦他，他还不让艺术家的追求和责任感缠上身，“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像他欠了大众什么似的，我讨厌这种想法。”总之，他反对逻辑化的程序人生，1918年，美国已经参战，按照法律，杜尚这样在美国的外国人也要服兵役的，但是他不干，他对美国人说，我可不当什么兵，我要去一个中立国家。美国人倒也大度，让他去阿根庭呆了半年。后来他加入了美国籍，原因很简单：旅行的时候有一张美国护照是很方便的，你的行李就不会再被打开了！我只要出示我的美国护照就可以把我的雪茄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了。这种任性的行为，一度有人认为杜尚是个骗子。
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地位上，却总是通过嘲弄和讽刺去削弱它。所以恐怕不在乎有人认为他是骗子。他最后还是结婚了，但是理由也是气死人的：我爱的女人年纪大了，不会生孩子了，不可能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了。
杜尚是难以捕捉的，他说过：不要定型在美学的形式里，不要被定型在形式或某种色彩里，然后重复它们。当他的《大玻璃》在一次展览中震裂后，当事人痛苦万分，他却在欣赏那些裂纹，非常高兴作品的形式被自然力改变了。
杜尚一看破，马上就放下，永远不会拾起来。他的作品被认为达到了无美、无用、无合理性的境界，他也用他自己打破了美的规则、可用性的规则和合理性的规则。当然，也许这个评价还太低。
